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或字子舆,华夏族(汉族),邹(今山东邹城市)人。他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顾左右而言他》已编入初中语文教科书中,《寡人之于国也》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中。

  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他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正气者,谓君子之气也。今世或谓之气功,误亦。浩然正气者,以德充实,无德则虚。古以无形为气,故谓之气。

  后世追封孟子为“亚圣公”,尊称为“亚圣”,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共同编写完成。

  民本思想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哲学思想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孟子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在《孟子》中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许多知能必须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取得教训,受到锻炼,然后才能得之。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孟子明确地看到,一切事物发展和变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进程。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作为比喻: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认识论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掌握客观规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据水势就下、可导而不可遏的规律,来说明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须如此。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在进行教育时,必须采取因人而异的多种方法。而且,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发展。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孟子所倡导的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国古代教育学的结晶,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和教育仍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此外,孟子还非常重视修养。在心性修养方面,孟子从“性善论”这一根本思想出发,认为实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动力,完全仰仗于君子大发“仁心”。这种“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贵在一个“养”字。孟子以子思的“思诚之道”为依据,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等观点,从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的思想体系。性善论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对(梁启超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了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孟子的性善论只说性善,南宋朱熹补充为“人之初,性本善”,明代王阳明继承并发展出“良知学说”,当代学者傅佩荣提出“性向善”。孟子以“性善论”作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认为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有伦理学意义,同时“性善论”认为通过学习人人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子,又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义。饮食见解孟子在饮食上提出了较多的见解,多被后人视为经典。他从仁爱的角度出发,说道:“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后人将“君子远庖厨”解为不近厨房,并作为孟子贱视烹饪的理论依据,这是不可取的。所谓“君子远庖厨”,不过说的是一种不忍杀生的心理状态罢了。也就是齐宣王“以羊易牛”的心理,因为他亲眼看到了牛即将被杀的样子而没有亲眼看到羊即将被杀的样子。“眼不见为净”,所以君子远离宰鸡杀鸭的厨房。《礼记·玉藻》:选段译文当时亲眼见到了牛而没有见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见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见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哀叫,便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总是远离厨房。”《孟子》记载,诊断饮食是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这与儒家自孔子开始对饮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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